因為，我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尚未出現一部覆蓋整個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的法律。在方維網絡看來，這可能是因為兩個原因。
其一，立法者或許認為互聯網世界是現實世界的一種延伸和衍生，現有法律可以約束互聯網行為。
其二，互聯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監管空白，不斷有法律法規出現，這些法律法規很難被整合成一部成為體系的法律。
正式因為如此，所以，作為互聯網從業者，有時候，很難去明白監管的廣度和深度，也是因為如此，該文章的標題是“猜測”。



對互聯網的監管方式

方維網絡對我國監管機構對互聯網監管案例來看，目前，監管機構對互聯網產品的監管手段，主要有如下五種。

一是停運。這是監管機構對互聯網產品最為嚴格的監管手段。通常來說，被停運的互聯網產品往往已經被明確判定為違法，或是違背現有的法律條款，或是違背新出臺的法律條款。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快播，不僅產品被要求停運，產品的主要負責人也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判定某互聯網產品違法，往往存在滯后性。也就是說，往往時代用戶大增或者有人受害的情況下，法律手段才開始介入。

二是整改。停運主要針對是明確違法現有法律的互聯網產品，而整改主要針對的是“打法律擦邊球”或者處于“監管空白”的互聯網產品。例如，對于P2P產品的監管就是如此，P2P產品雖然與現有法律無沖突，但是其容易產生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監管機構一方面出臺監管法規，另一方面也給行業留出“整改時間”。

三是禁止。對于部分互聯網產品，監管機構會通過“閹割”部分功能的方式進行監管。例如現金貸產品就是如此，監管層明確要求所有的現金貸平臺不能向“學生貸款”，但是也沒有對現金貸平臺進行下架或者停運處理。

四是約談。部分互聯網產品由于用戶數量龐大，但是其沒有明顯違法行為，然而其卻能夠造成社會不健康影響。對于這類互聯網平臺，如果采取強力措施，可能引起用戶的反彈，或者對互聯網公司造成影響。此時，約談就成為了一種監管手段，包括今日頭條、騰訊、阿里等，都有過被公開報道的“被約談”的經歷。一般來說，在被“約談”之后，產品的運營方，都會進行整改或者經營策略的調整。例如，今日頭條在被約談之后，平臺的低俗內容明顯減少。

五是罰款。如果互聯網產品違法，通常會罰沒違法所得。但是，近期臉書爆發的隱私泄露事件，導致監管機構開出大額罰單。也不排除，未來國內對互聯網產品的監管，才會采取大額罰款的方式。

影響互聯網監管的因素

根據方維網絡的研究，對于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互聯網公司，監管的執行力度是不同的。

監管受到行業規模大小的影響，規模越大，監管越謹慎。互聯網的發展十分迅猛，這往往導致監管的困難。例如，對互聯網現金貸和理財的監管就是如此，現金貸、P2P行業迅速做大，雖然監管層對此有察覺，但是遲遲不愿意出手。原因之一是行業規模龐大，牽一發而動全身，容易引起連鎖反應。所以，監管的出手力度和執行監管的速度，都是比較謹慎的。

所以，方維網絡認為，互聯網產品的監管也存在“大而不能倒”的現象。

監管受到不同地區發展水平的影響，不同地區對相同模式的互聯網產品，監管力度不同。還是以互聯網金融監管為例，方維網絡發現，對P2P的監管政策，上海、深圳等地區，就嚴與西部地區。一個原因是，上海互金數量較多，不是地區經濟的支柱。但是某些西部地區，為了招商和促進就業的目的，反而歡迎互金公司，出臺的監管政策相對寬松。

總體上看，方維網絡認為，對互聯網產品的監管“自由裁量權”非常之大，并且存在著多種標準。這其實并不利于互聯網產品生存，隨著我國法制環境的進步，對互聯網產品的監管也會更加合理。